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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协议生效的“干扰素”

股权转让纠纷作为与公司法有关的纠纷案由的第三级案由,具体来说股权转让纠纷是指股东之间、股东与非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而发生的纠纷,包括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即股份转让纠纷)两种情况。有限责任公司兼具人合性和资合性,《公司法》对其股权转让做出了相关强制性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是典型的资合性公司,其股权以自由转让为基本特征。


实践中,股权转让纠纷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诉讼截止到2018年11月共176536件,占比在前五的纠纷类型分别是股权转让纠纷 78605件,占比44.5%,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16579件,占比9%,股东知情权纠纷9060件,占比5%,股东出资纠纷 7760件,占比4.4%,公司决议纠纷 7289件,占比4.1%;公司解散纠纷 6428件,占比3.6%。

从上述数据统计中显示,股权转让纠纷占比“遥遥领先”,从案例中可以看出股权转让协议起草的再完美,并不能完全规避风险产生以及保护委托方的权益,所以曾经有律师说过要把每一次审核股权转让协议当做一个小的并购来审查。因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协议各方情况,是否涉及行政审批,有没有其他基础法律关系,会对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产生不同影响。而外部行政审批程序的履行,直接导致合同未生效,最著名的当属陈发树与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可以看出未履行的外部审批并不单一,笔者经检索重点就两类较突出的以案例形式予以阐述。           


一、《股份转让合同书》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被认定为成立未生效合同。(深圳市标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鞍山市财政局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12期(总第254期)


本院认为:该案中的《股份转让合同书》效力问题是争议焦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由此,本案的《股份转让合同书》虽已经成立,但因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应认定其效力为未生效。而标榜公司主张涉案合同已经鞍山市人民政府批准,其所依据的是鞍山市国有银行股权转让说明书,但该说明书仅是鞍山市人民政府对涉案股权挂牌出让的批准,并非对涉案《股份转让合同书》的批准。”鞍山财政局与标榜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2-jr003《股份转让合同书》第十六条约定:“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及盖章,并依律、行政法规规定获得有权审批机关批准后生效。”因此,本案鞍山财政局转让其持有鞍山银行国有股权,应根据前述规定经相应级别的政府部门审批合同才生效。涉案的《股份转让合同书》未经政府部门审批,该合同成立但未生效。


笔者认为,针对涉及国有资产的股权转让要注意的问题,在摘牌前要了解目标股权所涉行业,是否对股东有特殊要求,以本案为例,不仅涉及国有资产还涉及金融类行业等,审批部门涉及的就包括政府,银监、财政等多部门,每个部门要求也不同,最终看似不重要的行政审批流程导致该次股权转让无效,造成各方损失。


二、以转让公司股权的方式实现企业资产转让的,不违反国家强制规定。


1.在矿业权主体未发生变动的情形下,当事人以股权让合同内容违法因为主张该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申峻山、曹志杰与林锡聪、周泽辉、林柏清、周成金、张寿薪、李国光、项学元、王建新、卢福星、项洪元、陈朱华股权转让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二终字第106号。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各方矛盾焦点围绕是否通过股权转让协议从而转让矿业权,也即是否存在规避法律和行政法规关于采矿权转让必须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的目的展开。因此,本案能否以当事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订立合同为由确认合同无效成为关键。本案矿业权的主体是金鹰公司而非全体股东,只有金鹰公司才有权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依法转让矿业权。2010年12月29日,周泽辉、周成全代理金鹰公司全体股东与申峻山、曹志杰签订《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书》,虽然约定转让股东股权及其资产,其中明确列明“资产包括证号为:C6300002010xxx074690青海省格尔木市那陵郭勒河东铁矿矿业权”,但即便全体股东转让所有股权也不能得出转让公司享有的矿业权的结论。因此本案《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书》所涉资产,仍属股东股权范畴,并不涉及金鹰公司的矿业权的转让。即本案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的履行不当然发生金鹰公司矿业权转让的效力。本案矿业权主体未发生变动,仍为金鹰公司。林锡聪等十一人上诉主张案涉《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书》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佐证,故仅此不能否认《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书》的有效性。


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的履行并不当然发生矿业权的转让。在矿业权主体未发生变动情形下,当事人以股权转让合同内容违法因而主张该合同你无效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矿业权与股权是两种不同的民事权利,如果经转让公司股权而不导致矿业权主体的变更,则不属于矿业权转让,转让合同无需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在不违反法律行政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合同合法有效。


2.转让房地产公司全部股权不能认定为变相转让土地使用权并据此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股权转让合同条款的效力问题,就本案各方当事人诉争的兴荣公司的股权,兴嘉公司等通过与泰邦公司于2006年3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以及通过和金长润公司共同与泰邦公司于2006年7月5日签订的《湖南兴荣投资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将兴荣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泰邦公司;其后,2010年1月31日兴嘉公司、金长润公司又通过与泰邦公司签订的《股权内部转让合同书》及其《补充协议》,以及2010年2月1日签订的《湖南兴荣投资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将兴荣公司70%的股权转让给泰邦公司。上述两次股权转让后,虽然金长润公司和兴嘉公司将兴荣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泰邦公司,但原属兴荣公司的浅水湾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始终登记于兴荣公司名下,属于兴荣公司的资产,并未因股权转让而发生流转。因此,不能仅以泰邦公司受让了兴荣公司全部股权,而认定该两次股权转让行为实为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有关“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应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规定,明确规范的是转让房地产的行为而非公司股权转让行为,本案合同约定标的物及实际转让的标的物并非房地产而均是公司股权,故金长润公司、兴嘉公司关于应依据上述规定确认本案股权转合同条款无效的主张,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对本案合同效力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因二公司所主张的合同条款无效的前提不成立,故其以合同条款无效为由提出的要求泰邦公司、合荣讯公司、海尔地产公司、丰盛集团公司向其返还股权或者折价赔偿损失的上诉请求亦不能成立,对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在前述两次股权转让中兴嘉公司均转让了其所持股份,故该公司有权一并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两次转让行为的效力。该公司起诉时并未针对两次股权转让合同的全部当事人分别提起两个不同的合同效力确认之诉,故本案不涉及合并审理规则的适用,泰邦公司、兴荣公司关于两次股权转让合同不应合并审理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金长润公司、兴嘉公司请求泰邦公司返还所受让兴荣公司100%的股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笔者认为:该类股权转让协议当事人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实现土地使用权、矿业权等资产类转让的目的, 并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重点其实在于规制被掩盖的违法行为, 保证合同目的的正当性。而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实现资产转让目的的行为并不存在“非法目的”。如果认为实现资产转让是股权转让合同背后的真实目的, 但资产转让行为本身并没有为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禁止, 不属于违法行为, 无法构成“非法目的”。有人认为, 双方当事人通过该种方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做法, 能够避免巨额的税款, 其背后的非法目的显然就是逃税, 但仅仅通过股权转让与土地使用权转让这二者的课税标准存在不同而直接认定合同双方存在偷逃税收的合意, 从而说明合同当事人存在“非法目的”不具有合理性, 其论证过程存在瑕疵, 当事人通过民事行为实现另一后果本身, 并不应该构成该项规定中的“非法目的”。因此, 通过股权转让来控制公司, 从而获得该公司的财产权, 并不能一概适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 对于上述行为的法律后果, 应结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及相应客观行为作出认定。

2018-12-12

主要联系人

曲锐

事业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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