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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教育培训合同中的法律风险
近年来，素质教育的开展和教育投资的火爆催生了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培训对象、培训方式也日趋多样化。在教育培训市场日益繁荣的同时，大量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也随之产生。对于消费者而言，本着培训或通过考试的目的签订的教育培训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却发现原来“陷阱重重”。想要变更合同或者退费，更是难上加难。 一、教育培训合同中存在诸多法律风险 教育培训合同，一般为培训机构提供的格式合同。所谓格式条款，就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合同本身并无违法之处，法律也不禁止或限制采用格式合同订立教育培训合同。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在教育培训合同中常会约定“概不退费”或者其他限制条件，且未采取加粗、加黑等合理的方式提示消费者，该条款实质上排除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免除了教育培训机构的责任，且未进行有效提示，一般可认定为无效。 在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中消费者被教育培训机构的优惠信息所吸引，提前一次性交纳了大量预付款，且很多时候是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渠道缴纳给销售人员，未及时索要正规的发票收据。还有的消费者在交纳预付款后，遭遇培训机构“跑路”的情况。 很多教育培训机构与消费者签订合同时设置了课程有效期，约定双方在一定期限之内完成培训，而消费者往往会出现各种情况导致无法如期完成。此时有些消费者会选择协商延长期限，培训机构常常会口头承诺同意延长，但此后一旦出现纠纷，培训机构会以设置了有效期限进行抗辩，因此对于合同内容约定的有效期，消费者应当提高重视。否则，在纠纷发生时，由于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同，消费者也可能会面临承担教育培训有效期截止，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风险。 二、培训机构不可擅自变更合同内容 合同签订后，培训过程中，培训机构对授课时间作出了改变，包括授课老师未按事先制定的授课时间表上课、取消授课甚至长期停课等，教育机构不能给予原因充分合理的解释。还有培训机构还改变了授课方式，将“线下面授”改为“阶段性线上授课”。在“网上讨论”征求意见过程中，部分学员对此表示不同意。后培训机构要求学员签署免责协议，并表示如不签署，将会对课程的深浅度和线下操作进行调整。当消费者不满这样的情形，就会发生合同纠纷，要求退费、赔偿损失。 培训机构在培训过程中如有上述的擅自调整行为，属于违约行为。对学员的学习产生严重影响，构成对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不履行或履行不当。消费者可以要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 培训机构通常会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变更原合同内容：第一，直接改变，且不就改变原因向接受培训的学员作出任何解释；第二，无视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将部分学员的同意视为全体学员的意见，并以部分学员的意见作为改变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的依据；第三，在合同约定之外单方为学员设置义务，如本案中要求学员另行签署《免责协议》，如不签署，则以此为据改变培训内容。应当说，培训机构不论采取上述哪种方式改变原合同约定的履行内容，都属违约，一旦这种违约致使学员“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如无法得到应有的培训内容、无法实现预期的培训效果等，学员都有权选择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费、赔偿损失。合同生效后，对合同的主要内容进行修改，都应建立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任何一方擅自变更合同的主要条款，都构成违约。 三、关于《保过协议》的约定 《保过协议》一般形式为培训机构向学员承诺在未达到学习目标的情况下，可以全额退还培训费用，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对应的条款。在合同约定的退款条件成就时，培训机构理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退款义务。在培训机构不履行退款义务时，就构成违约，学员有权按照合同约定要求培训机构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此看来，“保过”条款，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培训机构的合同义务，但这样的条件通常作为培训机构的营销手段，能够带来巨大的销售额。保过条款在学员面前展示了培训机构对自己教学实力的自信，保过培训的费用一般也相对较高，短时间内能够给培训机构带来巨大的销售业绩。作为消费者，一定要对这样的《保过协议》提高警惕。 在签订含有此类条款的教育培训合同前，应当充分调查了解培训机构的资信情况、商业信誉及培训能力，避免草率缔约导致的后续维权困难。 同时，消费者在签订此类教育培训合同时，一定要严格审查合同约定，退款条件及周期，合同中退款条款是否附有特定条件，退款条件有无歧义。举例而言，约定“考试未通过的，在扣除教材成本后全部退还”的表述含混不清，“教材成本”的金额究竟为多少。为防止维权时产生障碍，一定要将口头约定，落到实处。 四、注意合同中的“转让条款” 随着文化需求的提高，艺术培训、体育培训、早教等高端培训课程销售或火爆。诸如此类特殊的课程，对于授课的地点、人员、方式都有特定的要求。例如，授课人员的资质等级或者特定为某一人，授课地点的环境或特定地点等。当这些特定的条件发生变化时，就涉及到合同的转让。教育培训合同可以对合同的转让进行约定。合同的权利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基于上述法律规定，如合同的特定内容不适宜转让，则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权利义务不得转让，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约定，不得擅自转让自身义务，否则即构成违约。约定明确后提供服务一方擅自转让权利义务，导致无法按照原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方可据此主张服务提供方构成根本违约，并主张解除合同、退还剩余学费。 五、法律建议 消费者选择教育培训机构时，要针对自身需求理性选择，提高风险意识。可通过征信系统、裁判文书、工商管理机关公示情况、实地考察等途径，充分调查了解培训机构的资信情况、商业信誉、教师资质、教学能力等。培训机构通常提供的都是格式合同，特别是在网络平台签约时，消费者一定要仔细阅读合同约定，全面了解合同内容，包括培训的费用、支付方式（是现金、网络支付还是贷款等）、培训的方式（线上还是线下、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培训地点、退款条件等都应注意，并要求将一些教育培训机构的宣传或者承诺全部清楚写进合同。 除此之外，还应重视证据的搜集与保管，以免纠纷发生后“有口无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此，学员和家长们在签订和履行教育培训合同过程中，要有证据搜集和保管意识，保管好合同、交款凭证、变更协议等重要文件，做好与教育培训机构核对课时的记录工作，关注履行培训义务的主体是否有变化，如有变化及时主张权利。
2021-05-19恋爱期间给另一方的转账怎么要回
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谈恋爱期间的转账可不可以要回，要看转账的性质而定，现在法院中审理的相关案件主要涉及的案由有民间借贷纠纷、不当得利纠纷、同居析产纠纷和婚约财产纠纷。 下面分别就几种案由结合案例就是否可以要回恋爱期间转账进行分析。 一、以民间借贷纠纷主张返还恋爱期间转账 2018年7月5日原告周家权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江翠平是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因推销保险与其相识成为朋友。被告江翠平因买房、买车和工作上用钱，向其借钱，合计801543.3元，被告江翠平共归还284232元，现尚欠原告周家权517311.3元。诉请归还。【（2018）粤1972民初9402号判决】 通过审理法院认为案涉款项往来期间原、被告双方是情侣关系，且款项往来频繁、数额零散无规律、时间跨度长，符合情侣之间为维持亲密关系而相互支出的情形，故仅凭转账凭证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原告理应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证明责任。另从双方之间具有特殊含义的转账记录、保证书及承诺书的内容、双方性质暧昧的聊天记录以及被告人工流产的事实，可以进一步推出原告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向被告示好以维持恋人关系，故其转账给被告供被告消费或双方共同消费，具有较大的可能性。案涉款项往来未制作任何书面的债权凭证，亦未存在借款期限及利息的约定，亦不符合一般民间借贷的特点。基于上述分析，由于原告并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其理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恋爱期间的转账除签有借款协议外一般不能认定存在借款合意，故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起诉要回恋爱期间的转账风险较大，一般不能得到支持。 二、以不当得利纠纷主张返还恋爱期间转账 2014年原告杨某以不当得利返还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诉称其在国外生活，2012与被告相识，同年7月确立恋爱关系。因考虑想从国外回到国内与被告一起共同生活，所以原告先后通过银行转账、现金等形式交给了被告37600欧元和20万美元及86.1万元人民币，分手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其存放在被告处的钱款，被告只返还了124195美元，余款折合人民币164万元未返还。属不当得利，要求依法返还。【（2014）东民初字第09268号】 通过审理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得利，造成他人损失的事实。没有合法根据是不当得利成立的重要要件。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虽向法院提交了其向被告账户内汇款的证明，来证明被告获得利益自己受损，但原告在庭审中进一步说明了其给被告汇款的原因系双方处于恋爱期间，是为今后共同生活使用的，最终目的是双方要登记结婚，故被告收到原告汇款的行为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恋爱期间的转账从法律分析不符合没有合法根据的构成要件，故以不当得利纠纷为案由起诉要回恋爱期间的转账风险亦比较大，很难得到支持。 三、以婚约财产纠纷主张返还恋爱期间转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由此可见现在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否代表以婚约财产纠纷起诉要回恋爱期间的转账更容易了呢? 笔者认为并非如此，首先从举证责任角度讲婚约财产纠纷原告需要举证证明争议财产属于婚约财产。就大部分恋爱期间的转账并不符合以上规定，而且婚约财产纠纷主要适用的是的是彩礼，即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未办理结婚登记也可以要回。因此对于恋爱期间的大部分转账并不能以婚约财产纠纷要回。 四、那么恋爱期间的转账是否完全就不可以要回吗？ 2018年12月12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上诉人周婵娟与被上诉人解潇同居析产案件。法院查明双方于2015年5月经介绍相识，2015年6月双方确立恋爱关系，期间2016年3月16日，解潇向周婵娟名下尾号3755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0万元。2016年3月23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解潇六次向周婵娟转账支付2500元，共计15000元。2016年9月23日至2016年10月2日期间，周婵娟通过微信、银行转账等方式向解潇三次转账共计10700元。【（2018）粤03民终25371号】 原告起诉后法院根据双方的交易往来记录，认为除该笔50万元外，解潇并无其他向周婵娟支付大额款项的行为，可见该笔50万元款项并非解潇赠与给周婵娟用于日常支出、无条件的赠与，而是基于双方即将订立婚姻关系、周婵娟有购买房屋的需要而为的给付行为。故认定为附条件的赠与，以此支持了原告诉讼请求。 综上，恋爱期间的转账除有借条外，一般只有满足属于婚约财产或者明显区别于日常消费且用于准备结婚的大额转账才可以以附条件的赠与要回。所以大部分情况是会被驳回的。（ps：所有笔者认为想要要回恋爱期间的转账还是不要想了，不然不但浪费诉讼费，还容易让人嘲笑，哈哈哈哈哈哈。）（ps2：另外还有一种常见情况可以要回，即如果赠与行为满足违反公序良俗的可以要回，多数情况涉及到出轨，对此笔者不再赘述。）
2021-05-18选择刑事辩护律师的途径有哪些？
刑事辩护律师是指以办理刑事案件法律服务为主要业务的律师。在刑事案件中，刑事辩护律师可根据向犯罪嫌疑人了解的有关案件情况和其他有关证据材料，依法专业的为代理人进行辩护，能够有效的维护当事人的切身利益。那么选择刑事辩护律师的途径有哪些呢?下面就由小编跟大家详细介绍下。 第一，在派出所，看守所或者拘留所门口寻找刑事辩护律师。选择这种方式寻找合适的刑事辩护律师，其原因是因为这些地方存在很多律师广告和招牌，可以说这是目前找刑事辩护律师比较普遍的方式之一。其最大的优点就是价格相对低，并且会见时间快，并且会见比较方便。 第二，通过周围朋友打听，找朋友介绍熟悉的刑事辩护律师。这种方式对于本地发案的当事人比较多，由于当事人的社会关系都在本地，那么在亲朋好友的关系中寻找刑事辩护律师，那么相对来说会让人感觉更为靠谱，不容易被忽悠上当受骗。当然，通过朋友介绍的刑事辩护律师，大家也是需要进行了解的，看看对方的业务能力是否符合要求。 第三，网上随便搜索，排名靠前的刑事辩护律师。在没有其他任何途径和方式的时候，想要尽快选择到一位合适的刑事辩护律师，那么可以上网搜搜下各种刑事辩护律师排名，通常情况下榜上有名的刑事辩护律师，大家可以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或者直接联系后上面进行委托。 综上所述，选择刑事辩护律师的时候，上面三种方式都是可以的，但是不同的方式方法尤其优点的同时也存在某些弊端，所以为了能够选择到一位可靠的刑事辩护律师，大家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并且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行。
2021-05-18非全日制用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认定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 非全日制用工具有如下特点： 1、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 2、 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 3、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不得约定试用期。 4、 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5、 非全日制用工小时计酬标准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 6、 非全日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 二、非全日制用工人员的社保缴纳问题 根据《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发〔2003〕12号）的规定： 1、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原则上参照个体工商户的参保办法执行。对于已参加过基本养老保险和建立个人账户的人员，前后缴费年限合并计算，跨统筹地区转移的，应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手续。符合退休条件时，按国家规定计发基本养老金。 2、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并按照待遇水平与缴费水平相挂钩的原则，享受相应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具体办法由各地劳动保障部门研究制定。 3、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建立劳动关系的非全日制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 4、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发生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被鉴定为伤残5－10级的，经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可以一次性结算伤残待遇及有关费用。 综上，针对非全日制用工，用人单位已按最低小时工资标准支付(非最低月工 资标准)，其已含有社保费用，故法律不强制非全日制用工缴纳社保。但是单位应当为建立劳动关系的非全日制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 三、非全日制用工人员的劳动所得个税的缴纳问题 1、企业采用非全日制用工形式，并且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由此认定非全日制员工与单位之间建立的是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所得报酬为工资、薪金而非劳务报酬，和全日制用工的个人所得税一样，应当按照“工资、 薪金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需要注意的是 ：非全日制用工的这些人员往往会在多家单位取得工资、薪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主席令第48 号，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纳税人从两处单位取得了工资、薪金所得，两个扣缴义务人应分别按照税法规定计算扣缴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个人应于次月15 日内合并当月两处工资、薪金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选择到其中一处 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办理自行纳税申报。 2、如企业采用非全日制用工形式，但并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签订为劳务合同的，税务机关一般认定为个人提供劳务，按照“劳务报酬所得”计算缴纳 个人所得税。即《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个人兼职和退休人员再任职 取得收入如何计算征收个人所得 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5〕 382 号）规定 ：个人兼职取得的收入应按照劳务报酬所得应税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2021-05-14关于口头遗嘱的效力问题
【案情简要】 原告付某与被告程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程某是付某继母，付某父亲付某某去世后，留有房产一套，关于付某某的遗产分割双方产生分歧。付某向法院起诉请求，与程某按照法定继承分割付某某的房产。程某不同意，理由是付某某生前立有口头遗嘱，将涉案房屋归属于程某，并向法庭提供了付某某去世前最后一次住院的病例，以证明付某某所立遗嘱符合法律规定的“危急”情形，还提供了两位遗嘱见证人（付某某的朋友）的证言，庭审中两位证人亦出庭作证，来证明付某某所立口头遗嘱有效。 【判决结果】 法院认为，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五款之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由于口头遗嘱无法客观记载，其可靠性很低，故法律对其设置了更为严格的适用条件。就本条而言，适用口头遗嘱的前提之一是，立遗嘱人必须存在危急情况。对于危急情况的理解，应该在两个层面考虑，一是立遗嘱人情况危急，不及时设立遗嘱将会导致其处分身后财产的意思落空；ニ是立遗嘱人无法通过其他手段订立遗嘱，仅能采取口头设置的方式。如果立遗嘱人的客观情势，不符合该危急状态，那么其不能以口头方式订立遗嘱。本案中，立遗嘱人不属于法律上的危急状态，其所订立的口头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 【现实意义】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上述规定与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五款的规定没有太大差别，关于口头遗嘱的效力问题： 首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通常而言，立遗嘱应当是一种积极的行为，即立遗嘱首先应当是立遗嘱人一种主动的意思表示，在生前想采用遗嘱的方式对自己死亡后遗留的个人财产予以处分；其次表现在行为上，立遗嘱人一般应当积极地采取立遗嘱的行动。另外，关于遗嘱见证人，遗嘱见证人提供证明的真实与否，将直接关系到遗嘱的法律效力，因此，作为遗嘱的见证人也是有条件的，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不能是继承人、受遗赠人及或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对于利害关系的人的范围，一是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二是与继承人有民事债权和债务关系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6条规定：“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也应当视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第二、采用口头方式表述遗嘱内容应符合《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规定“危急情况”的情形。危急情况一般指遗嘱人生命垂危或在战争中或发生意外灾害，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来不及或无条件设立其他遗嘱形式的情形。实践中，口头遗嘱无效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如何认定“危急情况”上，而法院对口头遗嘱的认定上，自由裁量权非常大。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上，口头遗嘱与一般事实的“高度可能性”标准不同，采取的是“排除合理怀疑”的最高标准。 综上，口头遗嘱作为我国遗嘱方式的特别规定，注定了其适用条件将十分严苛，在审判实践中，大量的口头遗嘱被法院认定为无效，在可以采用其他形式订立遗嘱的情形下，慎重选择口头遗嘱。
202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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