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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车位权属分析
2007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虽在“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一章对小区的车位、车库归属作出规定，但仅限于其第74条。2009年，最高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司法解释》），其中第5条、第6条系为明晰小区车位权属而作出的专门性条款。但无论是《物权法》，亦或《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司法解释》，有关小区车位所有权条款均过于原则，尚不足以有效解决在实务中频发的小区车位所有权纠纷。值得关注的是，被相关媒体称为全国首例判决小区车库归业主所有的案件，即星汉城市花园业主委员会与江苏星汉置业有限公司车库纠纷案（以下简称星汉城市花园小区车库纠纷案）判决的生效，是否意味着小区车库自此当然归业主所有以及该案在其他小区车库纠纷中具有普遍适用性。本文拟从该案裁判要旨出发，结合现行法律规定，对当下小区车库权属纠纷作出简要分析。 一、案情简介与裁判要旨 案情简介 1998年，被告星汉置业公司经建设、规划部门的许可建设星汉城市花园小区，并按《南京市规划局建筑工程规划设计要点通知》的要求，以0.2车位／户的标准建设了地下车库。建成后的小区，土地使用权面积为7697.60平方米，共用分摊面积为7697.6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建筑面积为2794.46平方米，规划核准为36个车库（被告实际建设59个车库），作为独立于商品房建筑面积的部分在《南京市预售商品房备案证明》和《商品房屋登记备案平面图》中得到了反映，但未取得独立的销售许可证。2000年被告按高档商品房定价办法对星汉城市花园商品房自行定价销售，并以均价100000元／车库的价格向小区业主出售地下车库的使用权，车库使用权的年限同业主购买商品房的年限。后被告出售35个车库，其余24个车库由原告委托物业公司出租，收益归全体业主。原告星汉城市花园业主委员会认为地下车库作为小区公共配套设施应属全体业主所有，遂起诉要求被告立即向原告移交星汉城市花园地下停车库，不能移交的支付车库的实际出售价款。 裁判要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建筑区划内在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之外，占用业主共有道路或者其他场地增设的车位，归业主共有。星汉城市花园小区规划核准车库数量为36个，实际建设59个，故超规划建设的23个车库应属业主共有。规划核准的36个车库中，按照2004年12月15日南京市《商品房附属房屋转让等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六条的规定，应有不低于15%（最低6个）的车库为业主保留。因此，星汉城市花园小区业主实际有权取得的车库为29个，原告要求确认其对小区全部车库均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依据不足，未予支持。被告已交付了24个车库，尚应向原告移交5个车库。因被告应移交的车库已实际出售给小区其他业主，原告要求移交车位的请求实际无法履行，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5个车库对应的出售价款500000元。 二、案件评析 根据上述案件判决结果可知，法院未支持原告星汉城市花园业主委员会关于“地下车库作为小区公共配套设施应属全体业主所有”之主张。笔者认为，该案在小区车位、车库所有权纠纷案件中不具有普遍适用性，相关报道中的“全国首例判决小区车库归业主所有”亦有误导之嫌，理由如下： 1.根据上述裁判说理可知，法院仅依据《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司法解释》第6条之规定，判定案涉超出规划范围的23个车库以及配置比例范围内的6个车库归业主所有，而非地下车库均归业主共有。 2.该判决认为星汉置业公司应向业主移交的超出规划范围的5个车库，因“已实际出售给小区其他业主，原告要求移交车位的请求实际无法履行”，故判决星汉执业公司应将5个车库的对应价款支付给星汉城市花园业主委员会。该判决实则认定星汉置业公司应承担损失赔偿责任。但值得探讨的是，星汉置业公司应移交的5个地下车库既已超出规划范围，则应属违法建筑。根据《物权法》第30条之规定，未登记的不动产，但经合法建造，享有物权。反之，违反建造的不动产，则自始不享有物权。具体到该案，上述应移交的5个车库是否属《物权法》所保护之“物”，是存疑的，更遑论确认其权属。 3.依上述裁判之逻辑，星汉置业公司与小区其他业主关于超出规划范围的车库转让应有效。但根据《合同法》第132条之规定，包括违法建筑在内的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转让的标的物，不能买卖。故该判决的相关说理值得商榷。 三、小区车位的权属界定标准 《物权法》第74条规定 “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 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 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司法解释》 第5条规定：“建设单位按照配置比例将车位、车库，以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处分给业主的，应当认定其行为符合物权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有关“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的规定。 前款所称配置比例是指规划确定的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与房屋套数的比例。” 第6条规定：“建筑区划内在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之外，占用业主共有道路或者其他场地增设的车位，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七十四条第三款所称的车位。” 根据上述规定，小区地上车位、车库归属的首要判断标准在于争议车位是否属于车位规划范围内。《物权法》虽规定小区车位应“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但上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所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并不意味着无偿满足，更不等同于相对应车位所有权归业主所有，而是开发商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有偿方式使得业主使用车位，均构成“满足业主的需要”。故“满足业主的需要”无涉车位权属。 当然，《物权法》及其司法解释并非剥脱业主的车位使用权，其以车位是否属于规划范围作为界定权属标准的原因在于，根据《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规则》第9条规定，车位不计入公摊面积，业主在购房时支付的房屋价款相对应的建筑物并不包括车位，除非其与开发商存在约定。 与之不同的是，地下停车库的权属除应根据车位规划予以判断，还应考察其建设的合法性。即地下停车库在车位规划范围内的，其所有权归开发商享有；若超出规划范围，则应作违法建筑处理，而非当然得出其由业主共有之结论。 另需注意的是，目前不少开发商将地下人防工程作为车库销售、租赁，其合法性在实务中引起很大争议。笔者认为，人防工程改装的车位、车库可以租赁（租赁期不得超过20年），但不能销售。理由在于根据《人民防空法》第5条之规定，人防工程适用“谁投资，谁受益”原则，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故开发商可通过对外租赁获得受益，但其不享有所有权，故不得销售以转让所有权。
2019-07-24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主体有哪些
在高速城市化发展的今天，每天都有很多建设工程在施工，而在数不胜数的工程中也会出现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情况，而往往作为当事人想要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时，不知道向法院递交诉讼书时诉讼的主体是谁，毕竟建设工程中涉及的人员太多，所以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第一，通常在遇到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时候，作为当事人起诉时可能会面对很多承包人或者发包人，而且可能直接沟通的承包人还不是最高等级的承包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包工头，而当面对合同纠纷需要起诉时，法院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判定承包人和发包人的诉讼地位，所以如果知道最高承包人和发包人，则可以直接起诉他们。 第二，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具体情况很多，其中较为多见的就是拖欠工程款或者工资引起的纠纷，而遇到这种情况时如果承包人将整个承包的工程转让出去，然后转包人接手后因为工资或者拖欠工程款产生纠纷的情况下，作为当事人可以直接起诉发包人，及时发包人和转包人之间有转让合同。 第三，如果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原因是工程质量的话，作为发包人要想通过法律捍卫权益，则要起诉承包人，如果在具体承包的工程中还涉及到转包人或者二级承包人，这些人也会成为被告，还有就是实际施工人也要对工程质量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如果遇到的是两人以上承包人联合承包一个工程，但是签合同的时候只有一个承包人的名字，这种情况下联合的承包人也会成为原被告，因为以实际承包情况为参考。 刚才提到的几种情况就是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作为当事人想要借助法律捍卫自己的权益的时候，提起诉讼时诉讼主体可以是哪些人，而实际上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往往比较复杂，而作为当事人应该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必要的话可以请专业的律师帮助。
2019-07-23浅谈商标侵权中的“反向混淆”
一、反向混淆的概念 反向混淆不同于混淆，混淆是为了“搭便车”或是与商标权人的企业相联系，被借助的对象往往是已经拥有一定知名度商标的信誉和声名，在后的商标所有人的目的是为了让消费者产生一种虚假现象，自己的商品或服务来源于在先的商标所有人。反向混淆则相反，反向混淆与正向混淆相对应，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由于在先得商标所有人在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在后的商标所有人在市场上处于强势地位或者非常著名，可能会出现“反向混淆”。在这种情况下，在后的商标所有人可能会让消费者产生一种错误印象，即在先商标所有人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是来源于在后的商标所有人。这种反向混淆会严重损害在先商标所有人的信誉，甚至将其挤出市场。此时，在后的拥有知名度商标的所有人涉嫌对在先的商标所有人构成反向混淆侵权。 二、国内反向混淆的典型案例 1、案情简介 浙江蓝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野公司）是浙江省丽水市的一家小企业，2003年12月14日，蓝野公司申请取得了注册号为第3179397号“蓝色风暴”文字、拼音、图形组合注册商标，核准使用商品为第32类：包括麦芽啤酒、水（饮料）、可乐等，有效期自2003年12月14日至2013年12月13日止。2005年11月17日，蓝野酒业公司委托代理人在公证人员现场公证下，在世纪联华超市庆春店购买了600ml百事可乐两瓶、355ml罐装百事可乐26罐。其中600ml百事可乐瓶贴正面中央标有由红白蓝三色组成的图形商标标识（该图形约占正面三分之一），在图形商标的上方印有“百事可乐”文字商标标识，在“百事可乐”商标标识的两侧上方标有“蓝色风暴”文字和红白蓝三色组成的图形商标标识。在瓶贴一侧注有“喝本公司<蓝色风暴>促销包装的百事可乐产品，于2005年7月9日—2005年8月31日，在本公司指定的兑奖地点换取相应奖品。本次促销活动受上海百事可乐<蓝色风暴>活动条款和规则管辖等”文字，瓶盖上印有“蓝色风暴”文字和红白蓝三色组成的图形商标标识，整个瓶贴以蓝色为基色，该产品制造者为上海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本案争议焦点 一、百事可乐公司在产品上使用“蓝色风暴”标识的行为是否属于商标使用； 二、是百事可乐公司的行为是否会造成公众混淆、误导公众。 2、一审法院裁判观点 商标是使用于一定商品或服务项目，用于区别商标使用者与同类商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服务经营者的显著标志，其最基本、最核心的功能就是区别商品和服务来源。百事可乐公司使用的是早已存在并使用的自主创意的营销主题，“蓝色风暴”并不是百事可乐公司产品的商标，起真正识别作用的是产品显著的“百事可乐”商标和百事圆球商标，消费者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印有“蓝色风暴”营销主题字样、由百事可乐公司生产的百事可乐产品与蓝野酒业公司的商品相区别，因此百事可乐公司使用“蓝色风暴”并非作为商标使用。 从另一方面讲，“蓝色风暴”的文字组合仅仅是百事用来表明其产品如风暴般席卷全球的意境，意图在于宣示，并未将其当做具有识别意义的标志使用。况且历年来，百事可乐更换过多次产品包装且许多包装均有主题和活动存在，因此，百事可乐公司其行为不构成商标侵权。 3、二审法院裁判观点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百事可乐公司的行为属于商标侵权行为，高院认定，蓝野公司的“蓝色风暴”与百事可乐公司“蓝色风暴”标志存在混淆，高原指出，在混淆的认定上，是否会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误认或混淆的判断，不仅包括现实的误认，也包括误认的可能性；不仅包括相关公众误认为在后注册的商标专用权人的产品来源于在先注册的商标专用权人，也包括相关公众误认为在先注册的商标专用权人的产品来源于在后注册的商标专用权人。 本案中，百事可乐公司投入大量的资金，通过多种方式，长时间地在中国宣传“蓝色风暴”产品的促销活动，“蓝色风暴”标识已经在消费者心中产生深刻印象，消费者一看到“蓝色风暴”标识自然联想到了百事可乐公司产品，特别是其海报宣传中突出显示“蓝色风暴”标识，在其产品的瓶盖上仅注明“蓝色风暴”标识等行为，其区别商品来源的功能已经得到充分的彰显。百事可乐公司通过其一系列的促销活动，已经使“蓝色风暴”标识事实上成为一种商标。百事可乐公司认为区别其商品来源的商标主要是其 “百事可乐”商标和百事圆球注册商标，而非“蓝色风暴”标识的抗辩理由，与客观上“蓝色风暴”已经成为百事可乐产品非注册商标的事实不符。 百事可乐公司通过一系列的宣传促销活动，已经使“蓝色风暴”商标具有很强的显著性，形成了良好的市场声誉，当蓝野酒业公司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自己合法注册的“蓝色风暴”商标时，消费者往往会将其与百事可乐公司产生联系，误认为蓝野酒业公司生产的“蓝色风暴”产品与百事可乐公司有关，使蓝野酒业公司与其注册的“蓝色风暴”商标的联系被割裂，“蓝色风暴”注册商标将失去其基本的识别功能，蓝野酒业公司寄予“蓝色风暴”商标谋求市场声誉，拓展企业发展空间，塑造良好企业品牌的价值将受到抑制，其受到的利益损失是明显的。故应当认定百事可乐公司使用的“蓝色风暴”商标与蓝野酒业公司的“蓝色风暴”注册商标构成近似。 三、笔者简析 目前我国《商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还没有给出反向混淆的概念，结合上述的具体案例，笔者认为商标反向混淆的构成要件有三方面： 一、商标在后使用者的市场地位强于在先使用者； 二、商标在后使用者是否存在恶意不是判断是否构成商标反向混淆的关键因素； 三、消费者会就原被告商标发生来源混淆。 关于构成要件一商标在后使用者的市场地位强于在先使用者，反向混淆的被告往往具有在市场上进行饱和式宣传的实力，为什么在市场上能够呼风唤雨的大企业偏偏使用小企业已经在先享有的商标权的商标，往往是因为大企业本身并不知道小企业对商标的使用，或者虽然知道，但小企业享有的商标非常切合其产品推广理念，此标志以外很难再设计出一个能够与争议商标相媲美的商业标识来为自己的产品做宣传。 关于构成要件二，商标在后使用者是否存在恶意不是判断是否构成商标反向混淆的关键因素，商标反向混淆不以制止他人不法利用其在商标之上建立起来的商誉为宗旨，它强调保护在先使用者的商标本身在市场中确定的独立身份并拓展市场。因此，被告是否知晓原告商标的存在和利用以及被告是否有意利用原告已经在先使用的商标之上建立起来的商誉，并不影响商标反向混淆的成立。但被告如果存在恶意则有助于侵权成立的认定，且在是否对原告进行赔偿、赔偿多少的问题上，被告的主观状态会发挥重要作用。
2019-07-22【以案说法】离婚时，农村宅院拆迁利益如何分割？
案情回顾 巴某3与左某系夫妻，生育一子巴某2、一女巴某4。巴某2与于某2005年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巴某1，2017年4月巴某2与于某经调解离婚。位于原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村东街×号院落系巴某3祖业产。1984年，巴某3、左某夫妇将北房3间翻建为北房5间，东棚子翻建为东房2间；2000年巴某3、左某经审批翻建北房5间，新建东西房各3间；后该院落内新建南房、西房后羊尾房一大间（均无审批），就此次建房情况，于某主张出资2万元参与建房，申请证人冯某（巴某2原姐夫）出庭，证人称2011年建房其找的施工队，建房共计花费9万元，于某给其2万元现金，料是其跟随施工队购买的。巴某2等人不认可证人证言，主张证人与巴某2的姐姐2017年4月离婚，因离婚事宜证人对其家有意见。巴某2主张本次建房将原南边的一个石棉瓦棚子改建为南房4间及羊尾房1间，由巴某3、左某夫妇出资5万元建盖。于某主张婚后与巴某2一直在涉案宅院内居住至拆迁，巴某2全部工资交给巴某3夫妇；巴某2等则主张于某在外租房做个体经营，偶尔回涉案宅院居住，巴某2未交纳过生活费给巴某3夫妇。拆迁之时，巴某3、左某、巴某2、巴某1户口登记在该院落，于某户籍在河北省。 2013年12月30日，巴某3、巴某2作为被腾退人签订《宅基地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腾退北安河村东街×号，有效宅基地面积578.56平方米，有效房屋建筑面积353.36平方米，空院面积225.20平方米；应安置对象为巴某3、左某、巴某2、巴某1、于某；房屋重置成新价补偿453135元；按有效宅基地面积可置换安置房建筑面积380.42平方米，根据实施细则最大可置换安置房建筑面积为400.42平方米；被认定的有效宅基地面积超过可置换安置房建筑面积部分为198.14平方米，按照11000元/平方米的标准支付货币补偿款2179540元；实际所置换的安置房总建筑面积大于可置换安置房建筑面积的部分，按照4500元/平方米的标准支付超面积价款，实际置换安置房总建筑面积暂时按最大可置换安置房建筑面积计算，则面积差为20平方米，应支付超面积价款计90000元；各项补助奖励含两次搬家补助费14134元、空调移机费1600元、电话移机费235元、有线电视撤装费320元、提前搬家奖励费50000元、工程配合奖励费250000元、提前腾地奖266670元、空院奖励费135120元、特殊奖励费150000元、装修补助费120126元，合计988205.40元；5人周转费共计222000元；扣除超面积价款后，巴某3共领取货币补偿3752880.40元。 2016年12月22日，巴某3、巴某2签订北安河村选房确认单，置换安置房具体如下：九里15号楼2单元9层×3号（建筑面积90.53平方米）、四里11号楼1单元3层×4号（建筑面积129.56平方米）、八里1号楼2单元9层×1号（建筑面积90.05平方米）、八里1号楼2单元9层×2号（建筑面积90.05平方米），上述房屋于2017年5月交付，现×1号、×2号房屋对外出租，×3号由巴某4居住，×4号由巴某3、左某、巴某2居住；安置房总面积小于协议面积，腾退人退还预交超面积价款1035元；交付房屋时巴某3、巴某2领取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的周转费和两个月的装修期周转费，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1200元人民币。在本院调取的涉案宅院拆迁材料中，含分户申请，内容为巴某3、巴某2已分户单过，现因遇国家腾退搬迁，申请将此宅基地及地上物分开按巴某3、巴某2两户各自计算补偿；具结书内容为坐落于海淀区北安河村东街×号的宅基地使用权为巴某3、巴某2所有；宅基地及人口确认单内容为安置对象巴某2、于某，认定宅基地面积113.75平方米，认定建筑面积113.75平方米。巴某3、左某、巴某2另提交协议书、北安河村村委会证明，以证明为争取拆迁利益的最大化，巴某3、左某同意将宅基地面积中的113.75平方米登记在巴某2一家三口名下，作为被腾退人和安置人，但所得利益仍归巴某3、左某享有，巴某3、左某就此点与巴某2之间有协议，于某则不予认可。 根据《苏家坨镇北安河村宅基地腾退安置及补偿工作实施细则》规定，被腾退人是指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前沙涧村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人；宅基地腾退安置补偿以宅院为单位，采取宅基地置换定向安置房和货币补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置换的安置房建筑面积，超出认定宅基地面积的部分按6200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在奖励期内搬迁腾退的按4960元/平方米的优惠价格购买；对于因周转的两次搬家，按照认定的有效房屋建筑面积，一次性给予40元/平方米的搬家补助费；按认定的安置对象人口数给予1200元/人/月的周转补助费；按被腾退人置换的定向安置房建筑面积给予300元/平方米的装修补助费；以有效宅基地院落为单位享受的奖励补助含提前搬家奖励费、工程配合奖励费、认定的宅基地面积0.4亩以内部分给予提前腾地奖、认定有效宅基地范围内没有建房部分给予空院补助、院内没有加盖二层的给予每院特殊奖励费。 经询，于某、巴某1要求份额共有，不要求析清；巴某3、左某、巴某2要求份额共有，不要求析清。 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财产可以为二人以上共有。本案中，原北安河村东街×号宅院系巴某3祖业产，家庭成员在院落内翻建、新建房屋。于某主张2011年其出资2万元参与南房、西房后羊尾房一大间的建盖，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结合家庭成员居住生活情况及于某工作情况，本院认定此次建房仍系巴某3、左某夫妇所为。2013年涉案宅院涉及拆迁腾退，巴某3、巴某2作为被腾退人签订宅基地腾退安置补偿协议，含于某、巴某1等在内家庭人员被列为安置人口，拆迁利益含各类补偿、补助、奖励、周转补助费及安置房。于某、巴某1未在涉案宅院内参与过建盖房屋，故上述拆迁利益中涉及对原房屋补偿的款项，二人无权要求分割，周转补助费系针对安置对象发放，二人有权要求分割；其他的含搬家补助费、提前搬家奖励费、工程配合奖励费、特殊奖励费、提前腾地奖励费、空院奖励费、装修补助费等系针对整体院落补偿，于某、巴某1作为共居人和安置人有权要求分割。拆迁之时家庭成员为了取得拆迁利益最大化，申请进行分户，并将有效宅基地面积中一部分确认在巴某2、于某名下；现巴某3、左某、巴某2主张确认在巴某2、于某名下拆迁利益属非法利益、仍归巴某3、左某所有，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按照分户情况及实施细则，涉案宅院置换了400多平方米的安置房。于某、巴某1虽未参与过涉案宅院内房屋的建盖，但基于宅院共同居住人、安置人身份及拆迁时分户情况，二人对安置房亦应享有相应的权利。现于某、巴某1要求对涉案宅院含货币补偿、安置房在内所有拆迁利益进行分割，本院依据实施细则、房屋建盖、安置等情况综合对拆迁利益进行分割。经询，于某、巴某1要求拆迁利益共有，不要求析清；巴某3、左某、巴某2要求利益共有，不要求析清，本院均不持异议。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裁判结果 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北安河村定向安置房八里1号楼2单元9层×1号归于某、巴某1居住使用，待可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时办至二人名下，巴某3、巴某2、左某予以协助； 二、驳回于某、巴某1其他诉讼请求。 律师实务总结 在实务中，作者接触最多的离婚诉讼之一就是非北京户口的儿媳（下称女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列为宅院拆迁安置人，后起诉离婚的情况。由于拆迁利益多涉及案外的被安置人，故一般不会在离婚诉讼中对家庭共有的拆迁利益进行实际分割，需要单独针对拆迁利益提起分家析产的诉讼。现作者结合实务经验，对此类案件总结如下： 1.婚姻存续期间发生的拆迁，离婚后女方能够分得的拆迁利益，主要根据具体的拆迁政策、拆迁协议及女方婚后对于被拆迁房屋翻新扩建的贡献情况，综合考虑夫妻双方婚姻存续期间等其他因素进行分配。 2.女方诉前可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调取拆迁档案，确定涉案当事人以及诉讼请求。拆迁时，通常是由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也就是户主与拆迁人签署拆迁补偿协议，拆迁中涉及的补偿方案及其细则，补偿协议等拆迁资料，女方一般均不掌握。女方提起分家析产诉讼时，就无法明确案涉的当事人以及诉讼请求。因此，女方在诉讼前，可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调取拆迁档案，凡在拆迁协议中列明人员，均作为案件当事人，再根据拆迁协议中确定的补偿项目确定诉讼请求。除此之外，法院会依职权调查参与宅院内房屋建盖人员，含参与新建人员、参与翻建人员，如主张涉案宅院拆迁利益，则追加为当事人参与诉讼。 3.如女方主张曾参与拆迁房屋的新翻建，或者对拆迁房屋的新翻建出资，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会调查涉案宅院来源、宅院内原房屋建盖情况、房屋演变情况、涉案宅院人员居住情况。在确定房屋建盖情况时，首看有无建盖审批手续，如无审批手续，法院则根据农村生活习俗及居住生活情况、重点询问房屋建盖细节，如施工形式、建房成本、供料购买、钱款给付、现场负责人、证人证言等；对出资情况，重点询问各方当事人工作收入情况。
2019-07-19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的案件汇总情形
在民商事纠纷案件中，一般来说，律师由谁聘请，就由谁承担，但律师费是否可以由败诉方承担，这是很多当事人在咨询案件和委托时关心的问题，也是律师应该掌握和了解的问题，律师如能帮助当事人争取到由对方承担律师费，能够更大程度的维护和保障当事人的利益，减少当事人的损失。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的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现将民商事案件中能够由败诉方承担的案件整理汇总如下： 一、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由败诉方承担的案件 1.人身侵权类案件 人身侵权类案件，主要是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受害方因此而支付的合理律师费，法院往往会酌情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第18条.“在侵权案件中律师费的支付标准。律师费并非是《侵权责任法》、《人身损害司法解释》规定的法定赔偿项目。但考虑到受害人因诉讼聘请律师确实会产生一定损失，上海高院在沪高法民〔2000〕44号文中明确律师费可以作为损失予以支持。但考虑到律师收费有多种标准，包括计时、计件等，还有的风险代理等，且不同级别的律师收费标准也不同，故我们认为仍参照现有做法，即结合案件的难易程度及案件标的等因素来综合确定，一般情况下律师费赔偿的标准不宜高于10000元，由法官根据案情酌定。” 2.知识产权类侵权案件 知识产权类侵权案件包含商标侵权案件、著作权侵权案件、专利侵权案件。 （1）商标侵权案可将律师费作为赔偿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2）著作权纠纷案可将律师费作为赔偿范围 《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3）专利侵权案中可要求赔偿调查、制止侵权的合理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二条人民法院根据权利人的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可以将权利人因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计算在赔偿数额范围之内。” 3.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 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包含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件、仿冒纠纷案件等，当事人因维权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应由侵权方承担，其中包含律师费。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4.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案件 合同纠纷中，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实施的危害债权的行为，可通过诉讼程序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债权人所支付的律师费属必要费用，应由债务人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 5. 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滥用诉讼权利案件 民事诉讼中，部分当事人为了获得不正当利益或达到非法目的，采用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方式发起诉讼，对方当事人为了应诉不得不聘请律师，从而产生律师费，客观上给无过错方造成实际损失，无过错方可以主张律师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法发〔2016〕21号）第22条：“引导当事人诚信理性诉讼。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非诚信诉讼行为的打击力度，充分发挥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调节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杠杆作用，促使当事人选择适当方式解决纠纷。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 6.担保类案件 在债务人和担保人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时，债权人不得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保障其合法利益，由此产生的律师费是债权人为实现其债权而支出的成本费用，属于当事人的损失，也属于担保物权所担保的范围，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其律师费。 《担保法》第21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二、合同约定由败诉方承担律师费的案件 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律师费由违约方或败诉方承担的，对于守约方因维权而支付的合理律师费，原则上法院会予以支持，但该律师费必须是合理且实际发生。法院往往会综合考虑律师费的约定、律师费有无实际支付、案件难易程度、案件实际结果、律师工作量等多方情况，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律师费进行酌定。 三、法律援助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第7条：“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需差旅费、文印费、交通通讯费、调查取证费等办案必要开支，受援方列入诉讼请求的，法院可根据具体情况判由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 四、仲裁案件 仲裁案件中，仲裁庭一般也会根据当事人的要求，综合考虑多方因素，酌情裁定败诉方承担律师费。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5版)》第五十二条：“费用承担：(一)仲裁庭有权在裁决书中裁定当事人最终应向仲裁委员会支付的仲裁费和其他费用。(二)仲裁庭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裁决书中裁定败诉方应补偿胜诉方因办理案件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仲裁庭裁定败诉方补偿胜诉方因办理案件而支出的费用是否合理时,应具体考虑案件的裁决结果、复杂程度、胜诉方当事人及/或代理人的实际工作量以及案件的争议金额等因素。” 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5年）第五十一条：“费用承担：（四）仲裁庭有权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在裁决书中裁定败诉方补偿胜诉方因办理案件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保全费、差旅费、公证费等。仲裁庭在确定上述费用时，应考虑案件的裁决结果、复杂程度、当事人或代理人的实际工作量以及案件的争议金额等有关因素。”
2019-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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