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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继承咨询之房产继承注意事项有哪些？
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存在房产继承方面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是很难顺利的继承房屋的，因此大家有必要去做房产继承咨询，以尽快的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今天房产继承咨询中心就给大家具体介绍下房产继承注意事项有哪些。 1、大家在做房产继承的时候，一定要先了解下房产遗嘱方面的问题。有的朋友认为，只要有法定继承，那么没有遗嘱也是一样的，这就是说，房产继承由继承法和婚姻法等管着，自己不立遗嘱或者是老人没有立遗嘱，那么在继承的时候，就不会出现问题，法律怎样规定就怎样办。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财产的继承除了法定的继承之外，还存在着一种遗嘱的继承，而且遗嘱的继承是要优先于法定继承的。如果财产的所有人在生前已经立下了遗嘱，如果这个遗嘱是合法和有效的，那么就需要按照遗嘱来继承，而不能再做法定继承了，这样一来，有没有遗嘱就不一样了。这个是大家在做房产继承咨询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一点。 2、在遗嘱中指定的继承人，最后也不一定能够获得遗产，这个是为什么呢？很多做房产继承咨询的朋友都非常疑惑。因为我国的法律有规定，如果存在下面的一些情况的话，那么继承人就没有了继承权。比如故意杀害、虐待被继承人，遗弃被继承人或者是篡改，伪造，销毁遗嘱等。 以上就给大家介绍了关于房产继承咨询中一些有关遗嘱方面的问题，对于房产继承的遗嘱，大家一定要重视，因为遗嘱的继承是先于法定继承的，但是如果存在为了争夺遗产，而杀害继承人或者是其他被继承人的情况的话，也是没有继承权的。
2021-05-25“互联网+”用工模式下快递业劳动关系界定
一、“互联网+”背景下快递业的用工现状 互联网平台就其功能而言，最初为广告信息平台，继而为网上销售平台，后又发展为生产要素组织平台，即利用网络平台组织生产要素以产出产品和服务。这一功能催生出了以“劳务”为标的的新型交易形态，“平台经济”等新理念也随之出现。表现在快递业，有众包物流平台如人人快递、闪送，将过去由专业快递员进行的配送工作外包给大众，普通人只需要登陆软件注册成为平台配送员，就可以进行抢单配送；也有美团、饿了么等电商平台同时自建配送团队和众包物流平台，招收专选骑手和众包骑手。这些模式都借助于互联网平台APP的功能，可大致概括为，快递员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取客户的需求信息，并根据其指令和互联网平台规范完成工作任务，再根据后台考核数据和记录的工作量确定劳动报酬。 而灵活自由、弹性化的用工模式在带来劳动形态新变化的同时，也自然带来了互联网平台与快递员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互联网平台与从业者之间看似只是信息交易的关系，实则平台也对从业者进行了一定的规范和指示，而这种“劳动管理”又与传统认定劳动关系所要求的依附性、从属性、拘束性产生了一定分歧。在这种情形下，互联网平台与快递员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已经成为“互联网+”背景下劳动纠纷的争议焦点之一。 二、劳动关系认定：以“从属性”为核心的概念标准 劳动关系是指被劳动法律所调整的，劳动者受雇于企业或个人，通过给付劳动形成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经济关系，其核心判断标准为“从属性”。所谓“从属性”，是指劳动者在雇主的指挥监督之下给付劳务，是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这表现出双方之间的不对等的地位。通常来说，人格从属性强调了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指挥与惩戒，包括对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流程的控制等，被认为是从属性的核心标准。 在具体判案实践中，司法机关则更关注可以直接判断的具体标准。我国强调劳动合同的书面性，一般以书面劳动合同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主要证据；而在未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我国采取构成要件式的判断，以2005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基本依据。《通知》规定了主体资格、规章制度、劳动管理、有酬劳动、业务组成等情形，只有“同时具备全部情形”，才可以认定构成劳动关系。然而，这种“面面俱到”的列举，看似全面，实则过于笼统。“同时具备全部情形”的要求很难适应弹性化用工特点；并且简单的列举导致重点不突出，含义不明确，例如“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不够细化，关于劳动工具、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等内容的界限基本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容易造成审判逻辑的不统一。 三、“互联网+”用工模式下快递员与互联网平台间的劳动关系认定 “互联网+”模式下，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方式看似正在松动，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劳动关系的认定实质，判断“互联网+”环境下快递员与互联网平台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仍要遵循“从属性”为核心的审查路径。基于互联网用工模式的灵活性，不仅是平台之间的用工模式可能各不相同，平台内部每个个体的模式可能都不相同，必须针对每一个案例考虑各种因素逐一判断，而不能得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 （一）主体的适格性 确定劳动关系首先要求双方当事人具备相应的资质，这点与互联网平台技术带来的革新关系较小，故不加赘述。但快递业加盟、代理的方式常常导致提供劳务方与互联网平台的关系链条无法串联，因此从业者在认定劳动关系的时候要明确其实际提供劳务的主体，避免在多级承包关系下，提出向“发包人”（互联网平台）或者前几级“承包人”认定劳动关系的请求。 （二）当事人的约定 由于从属性是劳动关系的本质，真正判断双方劳动关系要依照从属性的判断标准进行事实审查。劳动关系的合意需要考察双方的书面劳动合同以及其他协议，但是这应当作为辅助要件；合同本身并不能成为认定是否具有从属性的依据，不能仅凭用人单位和从业者签订的其他协议认定或否认劳动关系。 （三）从属性的认定 1. 用人单位的管理制度与行业行为规范。企业的管理制度是人格从属性的重要体现，要求劳动者必须服从用人单位的管理；而行业规范是只要当事人从事该行业活动则不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都要遵守。在快递行业，用人单位常常会对快递员进行必要的培训以及安全教育，这些培训和制度的设置更倾向于行业规则，而非管理制度。 至于考勤制度、是否可以从事其他工作以及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流程等规定则倾向于用人单位的管理制度。“互联网+”用工模式下的快递员不需要每天定时定点上班打卡，依托APP平台，“脱离”于互联网平台的管理之外。然而，如果互联网平台为了实现服务的优化，通过APP进行考勤管理、路线追踪、录音录像、投诉惩戒等，其实际已经形成了对于从业者的监督、管理和控制。并且当这些规定影响到劳动者的绩效时，所谓的自主控制其实苍白无力。因此，不能拘泥于外表形式的松散，而要探寻实质的“从属控制”。 2. 报酬。报酬是经济从属性的重要体现，报酬的计算方法常常成为法官衡量判断劳动关系的要素之一。在稳定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往往可以基于一定的劳务按期限得到收入。而平台注册的快递员常常计件收费，其报酬的多少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辛劳程度，而非与用人单位的约定；除此之外，快递员常常无最低工资保障，这些都不能说明快递员对互联网平台的经济从属性。然而，当工资作为快递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时，这种灵活性变成了增加的工作不稳定性和削弱的劳动权益保障。为了达到正常收入，从业者必须工作较长的时间期限，这时从业者对用人单位的经济从属性也在增强，用人单位间接地控制了其工作时间。 3. 生产条件。新型用工模式属于“本人劳动力与他人和本人的生产条件（劳动条件）”相结合的情形。对于快递员，交通设备是其必要的生产条件。多数骑手或快递员的交通设备需要自己配置，美团在众包骑手的招聘海报中也明确提出这一点要求。因此，从业者似乎并没有依赖于互联网平台的生产条件。然而，闪送案展现出来一种新趋势，即信息依赖。互联网平台能够获取信息，并且依照其意愿向劳动者分配信息，此时信息成为了平台提供的可以对从业者产生控制的生产条件。这种具有支配优势的生产条件体现出从属性的本质。 4. 其他。实践中劳动关系的形态越发多样化，很难通过一个或者若干个确定的标准全有或者全无式的界定劳动关系，甚至大量认定要素之间可能存在冲突。类似于“佩戴工牌”这种情形，也许其确实能够表明从业者的身份，也确实作为《通知》第2条规定的证件之一，但是其存在并不能必然证明从业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从属性。所以对从属性进行判断时，要注重其实质性。互联网平台用工模式的天然特点与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背道而驰”，所以要对平台用工模式下暗藏的“从属性”进行实质审查。
2021-05-24警惕教育培训合同中的法律风险
近年来，素质教育的开展和教育投资的火爆催生了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培训对象、培训方式也日趋多样化。在教育培训市场日益繁荣的同时，大量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也随之产生。对于消费者而言，本着培训或通过考试的目的签订的教育培训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却发现原来“陷阱重重”。想要变更合同或者退费，更是难上加难。 一、教育培训合同中存在诸多法律风险 教育培训合同，一般为培训机构提供的格式合同。所谓格式条款，就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合同本身并无违法之处，法律也不禁止或限制采用格式合同订立教育培训合同。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在教育培训合同中常会约定“概不退费”或者其他限制条件，且未采取加粗、加黑等合理的方式提示消费者，该条款实质上排除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免除了教育培训机构的责任，且未进行有效提示，一般可认定为无效。 在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中消费者被教育培训机构的优惠信息所吸引，提前一次性交纳了大量预付款，且很多时候是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渠道缴纳给销售人员，未及时索要正规的发票收据。还有的消费者在交纳预付款后，遭遇培训机构“跑路”的情况。 很多教育培训机构与消费者签订合同时设置了课程有效期，约定双方在一定期限之内完成培训，而消费者往往会出现各种情况导致无法如期完成。此时有些消费者会选择协商延长期限，培训机构常常会口头承诺同意延长，但此后一旦出现纠纷，培训机构会以设置了有效期限进行抗辩，因此对于合同内容约定的有效期，消费者应当提高重视。否则，在纠纷发生时，由于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同，消费者也可能会面临承担教育培训有效期截止，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风险。 二、培训机构不可擅自变更合同内容 合同签订后，培训过程中，培训机构对授课时间作出了改变，包括授课老师未按事先制定的授课时间表上课、取消授课甚至长期停课等，教育机构不能给予原因充分合理的解释。还有培训机构还改变了授课方式，将“线下面授”改为“阶段性线上授课”。在“网上讨论”征求意见过程中，部分学员对此表示不同意。后培训机构要求学员签署免责协议，并表示如不签署，将会对课程的深浅度和线下操作进行调整。当消费者不满这样的情形，就会发生合同纠纷，要求退费、赔偿损失。 培训机构在培训过程中如有上述的擅自调整行为，属于违约行为。对学员的学习产生严重影响，构成对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不履行或履行不当。消费者可以要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 培训机构通常会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变更原合同内容：第一，直接改变，且不就改变原因向接受培训的学员作出任何解释；第二，无视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将部分学员的同意视为全体学员的意见，并以部分学员的意见作为改变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的依据；第三，在合同约定之外单方为学员设置义务，如本案中要求学员另行签署《免责协议》，如不签署，则以此为据改变培训内容。应当说，培训机构不论采取上述哪种方式改变原合同约定的履行内容，都属违约，一旦这种违约致使学员“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如无法得到应有的培训内容、无法实现预期的培训效果等，学员都有权选择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费、赔偿损失。合同生效后，对合同的主要内容进行修改，都应建立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任何一方擅自变更合同的主要条款，都构成违约。 三、关于《保过协议》的约定 《保过协议》一般形式为培训机构向学员承诺在未达到学习目标的情况下，可以全额退还培训费用，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对应的条款。在合同约定的退款条件成就时，培训机构理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退款义务。在培训机构不履行退款义务时，就构成违约，学员有权按照合同约定要求培训机构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此看来，“保过”条款，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培训机构的合同义务，但这样的条件通常作为培训机构的营销手段，能够带来巨大的销售额。保过条款在学员面前展示了培训机构对自己教学实力的自信，保过培训的费用一般也相对较高，短时间内能够给培训机构带来巨大的销售业绩。作为消费者，一定要对这样的《保过协议》提高警惕。 在签订含有此类条款的教育培训合同前，应当充分调查了解培训机构的资信情况、商业信誉及培训能力，避免草率缔约导致的后续维权困难。 同时，消费者在签订此类教育培训合同时，一定要严格审查合同约定，退款条件及周期，合同中退款条款是否附有特定条件，退款条件有无歧义。举例而言，约定“考试未通过的，在扣除教材成本后全部退还”的表述含混不清，“教材成本”的金额究竟为多少。为防止维权时产生障碍，一定要将口头约定，落到实处。 四、注意合同中的“转让条款” 随着文化需求的提高，艺术培训、体育培训、早教等高端培训课程销售或火爆。诸如此类特殊的课程，对于授课的地点、人员、方式都有特定的要求。例如，授课人员的资质等级或者特定为某一人，授课地点的环境或特定地点等。当这些特定的条件发生变化时，就涉及到合同的转让。教育培训合同可以对合同的转让进行约定。合同的权利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基于上述法律规定，如合同的特定内容不适宜转让，则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权利义务不得转让，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约定，不得擅自转让自身义务，否则即构成违约。约定明确后提供服务一方擅自转让权利义务，导致无法按照原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相对方可据此主张服务提供方构成根本违约，并主张解除合同、退还剩余学费。 五、法律建议 消费者选择教育培训机构时，要针对自身需求理性选择，提高风险意识。可通过征信系统、裁判文书、工商管理机关公示情况、实地考察等途径，充分调查了解培训机构的资信情况、商业信誉、教师资质、教学能力等。培训机构通常提供的都是格式合同，特别是在网络平台签约时，消费者一定要仔细阅读合同约定，全面了解合同内容，包括培训的费用、支付方式（是现金、网络支付还是贷款等）、培训的方式（线上还是线下、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培训地点、退款条件等都应注意，并要求将一些教育培训机构的宣传或者承诺全部清楚写进合同。 除此之外，还应重视证据的搜集与保管，以免纠纷发生后“有口无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此，学员和家长们在签订和履行教育培训合同过程中，要有证据搜集和保管意识，保管好合同、交款凭证、变更协议等重要文件，做好与教育培训机构核对课时的记录工作，关注履行培训义务的主体是否有变化，如有变化及时主张权利。
2021-05-19恋爱期间给另一方的转账怎么要回
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谈恋爱期间的转账可不可以要回，要看转账的性质而定，现在法院中审理的相关案件主要涉及的案由有民间借贷纠纷、不当得利纠纷、同居析产纠纷和婚约财产纠纷。 下面分别就几种案由结合案例就是否可以要回恋爱期间转账进行分析。 一、以民间借贷纠纷主张返还恋爱期间转账 2018年7月5日原告周家权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江翠平是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因推销保险与其相识成为朋友。被告江翠平因买房、买车和工作上用钱，向其借钱，合计801543.3元，被告江翠平共归还284232元，现尚欠原告周家权517311.3元。诉请归还。【（2018）粤1972民初9402号判决】 通过审理法院认为案涉款项往来期间原、被告双方是情侣关系，且款项往来频繁、数额零散无规律、时间跨度长，符合情侣之间为维持亲密关系而相互支出的情形，故仅凭转账凭证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原告理应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证明责任。另从双方之间具有特殊含义的转账记录、保证书及承诺书的内容、双方性质暧昧的聊天记录以及被告人工流产的事实，可以进一步推出原告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向被告示好以维持恋人关系，故其转账给被告供被告消费或双方共同消费，具有较大的可能性。案涉款项往来未制作任何书面的债权凭证，亦未存在借款期限及利息的约定，亦不符合一般民间借贷的特点。基于上述分析，由于原告并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其理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恋爱期间的转账除签有借款协议外一般不能认定存在借款合意，故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起诉要回恋爱期间的转账风险较大，一般不能得到支持。 二、以不当得利纠纷主张返还恋爱期间转账 2014年原告杨某以不当得利返还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诉称其在国外生活，2012与被告相识，同年7月确立恋爱关系。因考虑想从国外回到国内与被告一起共同生活，所以原告先后通过银行转账、现金等形式交给了被告37600欧元和20万美元及86.1万元人民币，分手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其存放在被告处的钱款，被告只返还了124195美元，余款折合人民币164万元未返还。属不当得利，要求依法返还。【（2014）东民初字第09268号】 通过审理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得利，造成他人损失的事实。没有合法根据是不当得利成立的重要要件。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虽向法院提交了其向被告账户内汇款的证明，来证明被告获得利益自己受损，但原告在庭审中进一步说明了其给被告汇款的原因系双方处于恋爱期间，是为今后共同生活使用的，最终目的是双方要登记结婚，故被告收到原告汇款的行为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恋爱期间的转账从法律分析不符合没有合法根据的构成要件，故以不当得利纠纷为案由起诉要回恋爱期间的转账风险亦比较大，很难得到支持。 三、以婚约财产纠纷主张返还恋爱期间转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由此可见现在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否代表以婚约财产纠纷起诉要回恋爱期间的转账更容易了呢? 笔者认为并非如此，首先从举证责任角度讲婚约财产纠纷原告需要举证证明争议财产属于婚约财产。就大部分恋爱期间的转账并不符合以上规定，而且婚约财产纠纷主要适用的是的是彩礼，即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未办理结婚登记也可以要回。因此对于恋爱期间的大部分转账并不能以婚约财产纠纷要回。 四、那么恋爱期间的转账是否完全就不可以要回吗？ 2018年12月12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上诉人周婵娟与被上诉人解潇同居析产案件。法院查明双方于2015年5月经介绍相识，2015年6月双方确立恋爱关系，期间2016年3月16日，解潇向周婵娟名下尾号3755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0万元。2016年3月23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解潇六次向周婵娟转账支付2500元，共计15000元。2016年9月23日至2016年10月2日期间，周婵娟通过微信、银行转账等方式向解潇三次转账共计10700元。【（2018）粤03民终25371号】 原告起诉后法院根据双方的交易往来记录，认为除该笔50万元外，解潇并无其他向周婵娟支付大额款项的行为，可见该笔50万元款项并非解潇赠与给周婵娟用于日常支出、无条件的赠与，而是基于双方即将订立婚姻关系、周婵娟有购买房屋的需要而为的给付行为。故认定为附条件的赠与，以此支持了原告诉讼请求。 综上，恋爱期间的转账除有借条外，一般只有满足属于婚约财产或者明显区别于日常消费且用于准备结婚的大额转账才可以以附条件的赠与要回。所以大部分情况是会被驳回的。（ps：所有笔者认为想要要回恋爱期间的转账还是不要想了，不然不但浪费诉讼费，还容易让人嘲笑，哈哈哈哈哈哈。）（ps2：另外还有一种常见情况可以要回，即如果赠与行为满足违反公序良俗的可以要回，多数情况涉及到出轨，对此笔者不再赘述。）
2021-05-18选择刑事辩护律师的途径有哪些？
刑事辩护律师是指以办理刑事案件法律服务为主要业务的律师。在刑事案件中，刑事辩护律师可根据向犯罪嫌疑人了解的有关案件情况和其他有关证据材料，依法专业的为代理人进行辩护，能够有效的维护当事人的切身利益。那么选择刑事辩护律师的途径有哪些呢?下面就由小编跟大家详细介绍下。 第一，在派出所，看守所或者拘留所门口寻找刑事辩护律师。选择这种方式寻找合适的刑事辩护律师，其原因是因为这些地方存在很多律师广告和招牌，可以说这是目前找刑事辩护律师比较普遍的方式之一。其最大的优点就是价格相对低，并且会见时间快，并且会见比较方便。 第二，通过周围朋友打听，找朋友介绍熟悉的刑事辩护律师。这种方式对于本地发案的当事人比较多，由于当事人的社会关系都在本地，那么在亲朋好友的关系中寻找刑事辩护律师，那么相对来说会让人感觉更为靠谱，不容易被忽悠上当受骗。当然，通过朋友介绍的刑事辩护律师，大家也是需要进行了解的，看看对方的业务能力是否符合要求。 第三，网上随便搜索，排名靠前的刑事辩护律师。在没有其他任何途径和方式的时候，想要尽快选择到一位合适的刑事辩护律师，那么可以上网搜搜下各种刑事辩护律师排名，通常情况下榜上有名的刑事辩护律师，大家可以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或者直接联系后上面进行委托。 综上所述，选择刑事辩护律师的时候，上面三种方式都是可以的，但是不同的方式方法尤其优点的同时也存在某些弊端，所以为了能够选择到一位可靠的刑事辩护律师，大家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并且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行。
2021-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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